结束任务时，桑涛会点几份烧烤，猪脑一定要，鸭血必须有。

(资料图)

“做我们这行的，嗓子都特别硬。”当了30多年检察官，桑涛说，面对生死，必须有颗“大心脏”。2022年1月，中央政法委评选出政法战线的200名同志为“双百政法英模”，桑涛入选。

桑涛宣誓照

桑涛今年57岁，从安徽到浙江，从基层院再到市级院，最后扎根杭州市富阳区检察院，办过省部级大要案，也办过村会计贪腐案等小案，几乎涉及了所有类型的刑事案件。

“世上怎么会有这样认死理的人？”

“检察官咋是这样的呢？”

90年代末的一天，当20多岁的桑涛出现在安徽淮南一个村集市上，阿兰嫂菜摊前的人群一哄而散。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可千万不能跑慢了，否则又要被那个‘一根筋’的检察官，拉住问个没完。”

阿兰嫂跑不了。她双手在脏兮兮的衣摆上擦了擦，站起身来慢慢收拾菜摊，暗自嘟囔：“世上怎么会有这样认死理的人？”

就在一个月前，阿兰嫂屋前巷子拐角处，发生了一起命案。70多岁的老村民，骑车在胡同口撞上了一个中年人，中年人把老人从车上推下来，结果撞到头，抢救无效去世了。案件被认定为“过失致人死亡”，在基层检察院已经到了审查逮捕阶段。

可老村民的女儿却四处喊冤，咬定阿爸在医院临终前，说“是被那个人用砖头拍的”。如今，案子到了桑涛手里。

站在阿兰嫂摊前，桑涛心里也没底。提审时，中年人咬死自己只是过失方。女儿的话到底是编的，还是老人亲口说的？无从查证。

但据她说，阿兰嫂是目击证人，却咬死不认。

“人死了，证据不会死！”桑涛非不信邪，他在现场来来回回地走了6遍，而且发现案发地点几米外，真的有一堆砖！

半块半块的砖头，零零散散地胡乱堆在角落里，可除了现场勘查，其他证据仍旧如沉在万丈水潭。

桑涛在现场

“一定要找到突破口。”抱着一丝希望，桑涛连着找了阿兰嫂6次，她都一言不发。

“只能继续从已有细节中寻找破绽。”一遍遍复盘案件细节后，一道信息突然如闪电般破开桑涛思绪——之前公安机关只对尸体进行了伤情检验，并未解剖。

不如另辟蹊径解剖尸体！也许最关键的信息藏在那里。死者已逝，好在，活着的人咬牙说，“就要一个真相！开棺验尸？验！”

解剖室里，桑涛站在法医旁边，当刀一点一点割开皮肉，无声的证据终于浮出水面。划开头皮，三处打击伤清晰可见，头骨大面积断裂；划开胸腔，左右肋骨都有断裂，整整断了三根。

碎片式的真相被慢慢在桑涛脑海里重新聚拢：两个村民原来是邻居，平时有积怨在身。这天，巷子的拐角处，老人骑着自行车撞到了中年人阿柱，阿柱将老人推下车后，看了看四周无人，到不远处捡起砖头，就朝老人砸去……

第7次，桑涛带着证据在阿兰嫂的摊前停下。“小伙子，你太认死理了。”看到桑涛，阿兰嫂无奈转身，开始收拾菜摊子。

桑涛在现场

这一刻，桑涛知道，“成了”。最终，法院认定阿柱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。

“一个检察官，看守所的事也管？”

在桑涛的女儿看来，父亲压根就不像个检察官：“一个检察官，看守所的事也管？”

在桑涛的推动下，杭州市检察院联合市公安局组成开发专班，研发刑事诉讼非羁押人员电子监控系统，通过对刑事诉讼非羁押人员个人信息的采集分析，实现由原来的“人盯人”到“系统来管人”，确保非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必要管控下回归日常生活。

新应用的开发，需要不断地讨论、试错。那段时间，桑涛太长时间没回家。

这样的事，发生过不止一回。

2017年，桑涛指导过一个案子：7月的一天凌晨，杭州市萧山区110热线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医院的报警电话，报警人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女医生。在急诊中，她发现自己的病人，一个13岁的女孩，下体严重撕裂，陷入深度昏迷。

桑涛在现场

背后的真相触目惊心：带女孩来就医的男子是女孩的邻居，对女孩的侵害已经超过一年，发生过多次，但始终没有人察觉。女孩是典型的留守儿童，父母在广东多年，从出生起，她就跟奶奶和大伯一家一起生活。

这次案发事出偶然。男子带着女孩去了三家医院，前两家是规模较小的民营医院，医生看女孩伤得重，都拒收。直到最后，女孩到了浙江顶尖的儿科医院，偶然遇上这样一位女医生，案件才浮出水面。

指导基层院办完了案，桑涛却觉得这件事的结局，不应止步于此。

“检察机关的工作有边界，但是未成年人的保护没有边界，也没有穷尽。”隐秘的犯罪事实、消失的客观证据、得不到及时救护的未成年被害人，要让这些体量更大的“冰山”浮出水面，桑涛憋着一股劲。

实地走访

在他的指导和修改完善下，“报告有奖励，不报要追责，报错无惩罚，信息会保密”的全国首个市级层面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，建立了起来。3年后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修订，“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”被全国人大写进了修订后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。

“手艺人打磨成品，我打磨案件”

在同事杭州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涂广涛心里，桑涛就是检察官的标准模板：“他就像是一个老中医。什么疑难杂症，到桑涛那里都能迎刃而解。”

有一次，涂广涛去外省挂职，遇到个案子：80年代，当地一个基层法院判了被告无期徒刑。

“基层法院怎么能判无期徒刑，是不是程序违法？”涂广涛第一时间就想到给桑涛打电话。桑涛脱口而出，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83年出过一个通知，把一批判处无期徒刑、死刑的第一审案件，交由基层法院里审理。涂广涛一查，在网上果然找到了这样一个通知。

“上世纪80年代的通知，他居然能脱口而出！”这不仅震惊到了涂广涛，也震惊到了他身边的外省检察官。

“一个优秀的检察官，他的办案水平一定是用案子‘喂’出来的。”怎么能让自己的经验，惠及更多年轻人？虽然一直是各种业务比赛和辩论赛的常驻教练，但是桑涛依然觉得，自己的这份火光“太过微弱”。

桑涛在庭审现场

后来，桑涛每到睡前，就多了一项“开夜床”仪式：“每天晚上，都会在床头放上本子和笔。半夜想到什么内容，就赶紧起身记下来。”伴随着灵感积累，他开始撰写他第一本书——《公诉语言艺术与运用》。

写作过程中，桑涛由于长时间伏案，患上了脊髓型颈椎病，手脚麻木到毫无知觉。于是，写作对桑涛也就成了一件更有仪式感的事。

夜深人静时，桑涛的书房里往往有这样一个场景：一盏昏黄台灯，一杯浓茶，桑涛跪在沙发垫上，昂着头，用外人看起来十分虔诚的姿态，在笔记本电脑上，一字一句敲打下他的办案经历。

“其实真的是没办法坐下来。”医生告诉他，这个颈椎病不可逆，必须立刻做手术，但手术有致瘫风险。

白天办案，晚上写作。一到周末，连写18个小时，在这样的强度下，《公诉语言艺术与运用》《公诉语言学》《公诉技能传习录（1—5）》等8本专著相继出版。

“庭审现场，辩护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‘这个人是初犯、偶犯，应该给他从轻处罚’。”这种问题，杭州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农玉平以前不知怎么回答更好，在桑涛的书里，他们找到了“标准应对”。

“如果好好看过这本书，除非遇上顶级高手，否则对方绝对被‘堵’得钻不了空子。”从此，检察院同事们在开庭前，都有了小抄模板。

“手艺人打磨成品，我打磨案件。”桑涛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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